遼金薦舉制度——兼論遼金貴族政治與皇權的關(guān)系

關(guān)樹(shù)東

(中國社會(huì )科學(xué)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中國歷史上官員選任的薦舉制度源遠流長(cháng)。歷代王朝薦舉官員的制度化程度、運作方式、發(fā)揮的作用不盡相同。遼金政治體制具有鮮明的貴族政治特色，貴族階層居于權力結構的頂層。遼金也是皇權專(zhuān)制中央集權的國家，通過(guò)不斷吸收中原王朝的制度文化，規范貴族的權力，強化皇權。遼金的薦舉制度，兼采唐宋，并各具特點(diǎn)。本文側重討論遼金在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的歷史過(guò)程中，薦舉制度所體現的貴族政治與皇權的矛盾統一關(guān)系。(1)武玉環(huán)：《遼金職官管理制度研究》第二章《遼代選官制度》，指出薦舉是遼代選官的途徑之一，包括朝官舉薦、親屬薦舉、自薦、基層推薦四種方式。但論述簡(jiǎn)略。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頁(yè)。王世蓮：《論金代的考課與廉察制度》(《北方文物》1989年第1期)總結金代廉察制度的特點(diǎn)，其一就是廉察與察舉相結合。對金代薦舉制度的研究，有孫孝偉：《金朝薦舉制度初探》(《黑龍江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2007年第12期)，袁成、宋卿：《金朝薦舉制度探析》(《齊齊哈爾大學(xué)學(xué)報》2019年第5期)，里景林：《金代薦舉制度研究》(渤海大學(xué)2020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關(guān)于遼金貴族政治，參見(jiàn)張帆：《論金元皇權與貴族政治》，載王暉等主編《學(xué)人》第14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
拙文《遼金元貴族政治體制與選官制度的特色》，載李華瑞等主編《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壽文集》，科學(xué)出版社，2018年。

遼代的薦舉制度，受到中原王朝薦舉制度和契丹世選制度的雙重影響。遼代中期以來(lái)，有的世選職位如二府宰相、部落節度使被納入銓選，人選并不限于世選之家。貴族子弟的任職范圍亦遠遠突破了世選職位，他們可以通過(guò)入值御帳充任護衛、祗候郎君以及蔭補、薦舉等途徑入仕，繼而擔任中央和地方官府的要職。遼興宗重熙十六年(1047)，“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耆舊擇材能者用之?！?2)《遼史》卷20《興宗本紀三》，中華書(shū)局，2016年修訂本，第271頁(yè)。在世選制不斷被削弱的背景下，詔令重申世選傳統，即由“各部耆舊”從世選之家擇賢而用。世選制包含推舉、薦舉成分。

僅據現有材料，不見(jiàn)遼朝對薦舉要素，如舉主的身份、資格、薦舉人數、頻率、舉主的權力與義務(wù)、舉主與被舉人的關(guān)系、被舉人的條件、失舉是否追責等，有具體的規定。也不見(jiàn)遼朝有官員上任或致仕時(shí)舉官自代的規定。遼圣宗統和九年(991)，宰相室昉請求致仕，舉韓德讓自代，(3)《遼史》卷79《室昉傳》，第1402頁(yè)。是很罕見(jiàn)的記載。

和歷代王朝一樣，薦舉官員，選賢任能，是遼朝南北兩面官宰輔的重要職責。遼興宗時(shí)的北院樞密使蕭孝穆說(shuō)：“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4)《遼史》卷87《蕭孝穆傳》，第1466頁(yè)。南面宰相楊佶，“居相位，以進(jìn)賢為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5)《遼史》卷89《楊佶傳》，第1489頁(yè)。遼道宗即位后，“詔宰相舉才能之士?！?6)《遼史》卷21《道宗本紀一》，第288頁(yè)。此處所謂宰相應包括南北二樞密院、北面二宰相府、南面中書(shū)省的長(cháng)貳官。契丹貴族基本壟斷了北樞密院長(cháng)貳官、南府宰相和北府宰相的人選，南樞密院長(cháng)貳官、中書(shū)省宰相則契丹貴族、漢人世族并用，遼中期以后參用進(jìn)士出身的漢官。(7)參見(jiàn)拙文《遼圣宗時(shí)期的宰執群體》，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11輯，河北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第75—99頁(yè)；
《遼道宗時(shí)期漢族士大夫官僚群體的崛起》，《隋唐遼宋金元史論叢》第7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84—197頁(yè)。宰輔的用人權、薦舉權，實(shí)際上起著(zhù)維護契丹貴族特權的作用。出身于契丹貴族的宰輔，薦舉的對象首先是契丹貴族。

遼代契丹貴族薦舉親族之風(fēng)比較盛行。這突出體現了遼朝以宗法制度為基礎的貴族政治特點(diǎn)。如后族(國舅帳)蕭阿古只五世孫蕭柳，遼圣宗統和中，“叔父恒德臨終，薦其才，詔入侍衛?！焙髞?lái)其伯父蕭排押任東京留守時(shí)，又“奏柳為四軍兵馬都指揮使”。(8)《遼史》卷85《蕭柳傳》，第1449頁(yè)?！白唷奔醋嗯e、奏薦。遼圣宗太平中，惕隱耶律弘古薦舉同出皇族橫帳孟父房的“刺血友”耶律馬六“補宿直官”。(9)《遼史》卷95《耶律馬六傳》，第1528頁(yè)；
參見(jiàn)同卷《耶律弘古傳》，第1527頁(yè)?；实垡矔?huì )特詔契丹貴族官僚薦舉族親。遼道宗清寧初，六院部人蕭圖獨“以事入見(jiàn)，帝問(wèn)族人可用者”，乃薦舉其弟蕭兀納，召為祗候郎君。(10)《遼史》卷88《蕭兀納傳》，第1555頁(yè)。

皇親國戚、貴族官僚的薦舉，對官員的仕途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結交權貴，成為官員選任、升遷的捷徑。遼太宗會(huì )同九年(946)，后晉官員高勛降遼，授四方館使。此人“性通敏”，入遼后，“好結權貴，能服勤大臣，多推譽(yù)之?！边@里“權貴”、“大臣”主要指契丹貴族官僚，所謂“推譽(yù)”，就是向皇帝薦舉他。遼世宗任命他為南院樞密使，遼穆宗時(shí)歷任上京留守、南京留守、知南院樞密使事。(11)《遼史》卷85《高勛傳》，第1449—1450頁(yè)。遼朝的皇太后、皇后、王妃有攝政、問(wèn)政的傳統，她們也往往薦舉官員。如遼景宗時(shí)期，皇后之姊、故齊王妃、皇太妃蕭氏錄用本宮永興宮宮分人、南京軍官高嵩為宮官，保寧十年(978)，她又“奏超授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尚書(shū)右仆射、兼御史大夫”；
遼圣宗統和中，“皇太妃以侍從以來(lái)，歲月彌遠，遂具章疏，薦為表儀。八年(990)，授永興宮漢兒都部署?！?12)《高嵩墓志》，向南等：《遼代石刻文續編》，遼寧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頁(yè)。遼景宗幼女魏國公主和駙馬都尉、樞密使、北府宰相蕭排押(蕭曷寧)之女秦晉國妃，“延納群彥，士之寒素者賑給之，士之才俊者升薦之。故內外顯僚，多出其門(mén)?！?13)《秦晉國妃墓志》，向南：《遼代石刻文編》，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41頁(yè)?！赌怪尽妨聋愞o藻的背后，是契丹貴族薦舉門(mén)人故舊任官升官的風(fēng)氣。契丹貴族也通過(guò)薦舉官員培植個(gè)人和家族的勢力。

當然，契丹貴族薦舉的官員，也確實(shí)有德才兼備、政績(jì)突出者。這符合契丹貴族和遼朝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如蕭思溫薦舉的耶律斜軫，后來(lái)成為一代名將、名臣，官至北院樞密使，忠心輔佐遼圣宗，實(shí)現了政治穩定、邊防穩固。又如遼景宗的叔叔耶律隆先，“數薦賢能之士?！?14)《遼史》卷72《耶律隆先傳》，第1336頁(yè)。遼興宗時(shí)的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所薦拔皆忠直士”。(15)《遼史》卷87《蕭孝穆傳》，第1466頁(yè)。

遼帝出于治國理政、加強皇權的需要，鼓勵中央和地方官員舉薦人才。遼圣宗統和九年，“詔諸道舉才行、察貪酷?！?16)《遼史》卷13《圣宗本紀四》，第153頁(yè)。這或屬于常程薦舉令。統和年間，科舉狀元出身的張儉任云州幕職，經(jīng)節度使薦舉，進(jìn)入中央任職?！肮适?，車(chē)駕經(jīng)行，長(cháng)吏當有所獻。圣宗獵云中，節度使進(jìn)曰：‘臣境無(wú)他產(chǎn)，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愿以為獻。"……召見(jiàn)，容止樸野，訪(fǎng)及世務(wù)，占奏三十余事。由此顧遇特異，踐歷清華，號稱(chēng)明干”，終成一代名相。(17)《遼史》卷80《張儉傳》，第1407頁(yè)。遼圣宗開(kāi)泰元年(1012)，北府宰相劉晟(劉慎行)奏薦“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治獄明允”，詔令“超遷之”。(18)《遼史》卷15《圣宗本紀六》，第188頁(yè)。劉晟即劉慎行，見(jiàn)同卷?？庇沎三二]，第202頁(yè)。通過(guò)薦舉，一些出身平民而有真才實(shí)干者得以進(jìn)入官員隊伍。這有利于拓寬遼朝選官的范圍，擴大統治的基礎。如突呂不部人蕭合卓，本部吏胥出身，“謹恪”，“明習典故，善占對”。統和中，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合卓為(御史)中丞”，后累官北院樞密使。(19)《遼史》卷81《蕭合卓傳》，第1418—1419頁(yè)。韓德讓還曾薦舉醫術(shù)高超的宮分人耶律敵魯為官，官至節度使。(20)《遼史》卷108《耶律敵魯傳》，第1627頁(yè)。

不少有才干的官員因為沒(méi)有高官舉薦，只能依資序循遷，久淹常調。以漢官孟有孚為例。遼道宗春水之行道出泰州屬縣，聞知泰州樂(lè )康縣前任知縣孟有孚有佳政，于是由辰淥鹽院使擢升同知泰州軍州事，“未幾，特旨改(長(cháng)春州)韶陽(yáng)軍節度副使。上方急用之，當涂無(wú)有力者推挽，改知盧龍縣、錦州節度副使。至磨勘、監臨、解由，凡五任，上復記其能，用為大理正?！?21)《孟有孚墓志》，《遼代石刻文編》，第470—471頁(yè)。有些官員出于私利，妒賢嫉能，刻意不舉賢。如遼圣宗太平中，平民出身的北院樞密使蕭合卓病篤，對前來(lái)探視的北府宰相蕭樸說(shuō)：“吾死，君必為樞密使，慎勿舉勝己者?！?22)《遼史》卷81《蕭合卓傳》，第1418—1419頁(yè)。

遼朝廉察、廉舉的出現可能比較晚。遼圣宗統和中，遣參知政事邢抱樸“按察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23)《遼史》卷80《邢抱樸傳》，第1409頁(yè)。這是所見(jiàn)遼朝最早的按察地方官員的記錄。圣宗太平六年(1026)，“詔北南諸部廉察州縣及石烈、彌里之官。不治者罷之?！狈病按笮÷毠儆胸澅埫裾?，立罷之，終身不祿；
其不廉直，雖處重任，即代之；
能清勤自持者，在卑位亦當薦拔?！?24)《遼史》卷17《圣宗本紀八》，第226頁(yè)?！氨蹦现T部”泛指北南兩面官系統的政務(wù)、監察部門(mén)。遼興宗、道宗時(shí)期見(jiàn)有中京路案問(wèn)使、遼東路按察使。(25)《鄧中舉墓志》，《遼代石刻文編》，第489頁(yè)；
《遼史》卷89《耶律和尚傳》，第1490頁(yè)。史稱(chēng)遼朝“歷世既久，選舉亦嚴。時(shí)又分遣重臣巡視境內，察賢否而進(jìn)退之?！?26)《遼史》卷105《能吏傳》序，第1607頁(yè)。廉察、廉舉是整飭吏治、限制貴族官僚非違、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的措施。

金代初期，在軍事占領(lǐng)遼境和中原的過(guò)程中，女真軍事貴族被賦以“承制除授”新附部落、州縣官員的權力。這大致屬于辟舉。但金太宗已刻意對軍帥除授官員的權力予以限制。山西都統完顏宗翰獲賜一百道空名宣頭，太宗詔諭：“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笔跈喾秶鷥H限“官資”，即文武官階。完顏宗翰奏請：“先皇帝時(shí)，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yōu)以朝命?！苯鹛谧鞒鲎尣?，允準“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敕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27)《金史》卷74《完顏宗翰傳》，第1801—1802頁(yè)。天會(huì )十一年(1133)，頒詔：“比以軍旅未定，嘗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并從朝廷選注?！?28)《金史》卷3《太宗本紀》，第71頁(yè)。金朝的軍事將領(lǐng)主要出自女真貴族，“承制除授”權的變化反映了貴族政治與皇權的博弈。

金前期“承制除授”以外的薦舉，也是女真貴族特權的表現。宗室完顏宗弼任都元帥，南征收復河南，“表薦(仆散)忠義為猛安?！?29)《金史》卷87《仆散忠義傳》，第2057頁(yè)。宗室完顏亮任職宰相，“徼取人譽(yù)，薦大臣子以為達官?！?30)《金史》卷82《蕭拱傳》，第1966頁(yè)。因此，金前期舉人唯親、攀附權貴的問(wèn)題比較突出。當時(shí)渤海、漢人官員多依附于女真軍事貴族，堪稱(chēng)女真貴族的政治代理人。

金熙宗頒布天眷官制，特別是金海陵王頒布正隆官制后，隨著(zhù)皇權和中央集權的強化，金朝官員的銓選也規范化、制度化。官員的任命主要通過(guò)朝參赴選?！敖鹬?，文武選皆吏部統之。自從九品至從七品職事官，部擬。正七品以上，呈省以聽(tīng)制授。凡進(jìn)士則授文散官，自余皆武散官，謂之右職，又謂之右選。文資則進(jìn)士為優(yōu)，右職則軍功為優(yōu)，皆循資，有升降定式而不可越。凡銓注，必取求仕官解由，撮所陳行績(jì)資歷之要為銓頭，以定其能否?！?31)《金史》卷52《選舉志二》文武選，第1237頁(yè)。參見(jiàn)卷55《百官志一》吏部，第1302—1303頁(yè)。尚書(shū)省和吏部分層除授、循資歷、取解由，金朝的銓選制度完全取法唐宋。

金世宗正式將薦舉納入銓選制度，使薦舉成為皇權主導下選任官員的制度性安排。大定二年(1162)，“詔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各舉廉能官一員?！背⑶矄T對被舉薦人進(jìn)行考察。大定三年定制，“若察得所舉相同者，即議旌除。若聲跡穢濫，所舉官約量降罰?！?32)《金史》卷54《選舉志四》舉薦，第1287—1291頁(yè)。這是對舉主職品、連帶責任的規定。金章宗即位后，改革選官制度，進(jìn)一步完善薦舉制度。如明確規定了歲舉、舉人自代、任內舉薦僚屬等義務(wù)，規范舉主的資格，放寬被舉人的條件，制定考察被舉官員的程序。(33)詳見(jiàn)《金史》卷54《選舉志四》舉薦，第1288—1291頁(yè)。參見(jiàn)袁成、宋卿：《金朝薦舉制度探析》，《齊齊哈爾大學(xué)學(xué)報》2019年第5期，第15—17頁(yè)；
里景林：《金代薦舉制度研究》，渤海大學(xué)2020年碩士學(xué)位論文，第27—37頁(yè)。這顯然是皇帝和中央政府規范官員薦舉權、加強人事管理的措施。金朝后期推行“辟舉縣令法”，此處“辟舉”與“辟署”不同，實(shí)際就是保舉、薦舉，而且并不限定由路官、州官保舉管轄的縣令，縣令的遴選和任命權仍在尚書(shū)省和吏部。(34)參見(jiàn)里景林：《金代辟舉縣令法探賾》，《保定學(xué)院學(xué)報》2020年第1期，第43—47頁(yè)。

金世宗、章宗特別倚重宰執薦舉人才。金世宗對宰執們說(shuō)：“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wú)所舉，何也？”(35)《金史》卷88《唐括安禮傳》，第2087頁(yè)。這里所說(shuō)的“大臣”就是指宰臣、宰執。左丞相紇石烈良弼，“薦舉人材，常若不及”，“薦舉往往得人”，受到金世宗的嘉獎。(36)《金史》卷88《紇石烈良弼傳》，第2077—2078頁(yè)。金章宗曾詔令宰執“舉奏中外可為刺史者”，并親自“閱闕點(diǎn)注，蓋取兩員同舉者升用之”。(37)《金史》卷107《高汝礪傳》，第2489頁(yè)。論者以為宰執操縱薦舉權和選拔官員的權力，極大地妨礙了其他官員對薦舉的積極性，(38)里景林：《金代薦舉制度研究》，第43—44頁(yè)。不無(wú)道理。金世宗、章宗時(shí)期宰執的任用，女真貴族仍占優(yōu)勢比例，體現了皇權和貴族政治利益的一致性。但這個(gè)時(shí)期皇權能夠比較有效地制約貴族的權力，保證貴族特權不會(huì )損害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況且當時(shí)出身于女真官學(xué)、女真進(jìn)士科的女真宰執以及進(jìn)士出身的漢族宰執不少，他們多數來(lái)自普通官僚和平民家庭，是維護皇權的力量。(39)參見(jiàn)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十四章《世宗、章宗時(shí)期任用宰執的政策》，吉林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第274—291頁(yè)。

更重要的是，金朝效法唐宋的銓選制度，有一套程序繁瑣、循資格升遷的制度設計，即便女真人有超遷格，但仍然受章法制約。無(wú)論是制度設計的主觀(guān)愿望，還是客觀(guān)效果，金世宗、章宗確立的薦舉制度本質(zhì)上是服務(wù)皇權而非貴族政治。比如，金代銓選制度規定循資序晉升職務(wù)職級，由于資考的限制，致使州縣官員嚴重闕員，所以金世宗、章宗多次下令薦舉、廉舉可任刺史、縣令的官員，破格提拔使用。(40)《金史》卷54《選舉志四》廉察，第1284頁(yè)、1285頁(yè)、1288頁(yè)。

如果說(shuō)金代中后期的薦舉制存在種種弊端，難以收到廣攬人才的功效，(41)金代薦舉制度的弊端及影響薦舉制運行效果的原因，參見(jiàn)里景林：《金代薦舉制度研究》，第38—44頁(yè)，50—55頁(yè)。那么薦舉的特殊形式，基于廉察制度的察舉、廉舉，在金代形成了有效的運作機制，對整飭吏治，維護皇權、制約貴族特權，還是頗具積極意義的。

察舉(廉舉)建立在廉察制度的基礎上。金朝的廉察，始見(jiàn)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九月，遣行臺尚書(shū)左丞耨盌溫敦思忠等赴“諸路廉問(wèn)”。次年四月奏報，“得廉吏杜遵晦以下百二十四人，各進(jìn)一階；
貪吏張軫以下二十一人，皆罷之?！?42)《金史》卷4《熙宗本紀》，第83頁(yè)。參見(jiàn)卷84《耨盌溫敦思忠傳》，第2001—2002頁(yè)?！侗炯o》作溫都思忠?；式y八年(1148)四月，金熙宗“遣參知政事秉德等廉察官吏?！?43)《金史》卷4《熙宗本紀》，第92頁(yè)。完顏秉德罷免了中京留守裴滿(mǎn)忽睹、太原尹徒單恭等“污濫至甚”的官員；
雄州永定軍節度使完顏宗賢以“廉能”超遷。(44)《金史》卷120《裴滿(mǎn)忽睹傳》，第2757頁(yè)，參見(jiàn)同卷《徒單恭傳》，第2758頁(yè)；
卷66《完顏宗賢傳》，第1666頁(yè)。這是廉察、廉舉的肇始階段。

金海陵王篡立之初，曾遣使廉問(wèn)；
正隆二年，“有廉罷官復與差除之令”。(45)《金史》卷73《完顏阿鄰傳》，第1786頁(yè)；
卷54《選舉志四》廉察，第1284頁(yè)。他在位時(shí)期有關(guān)廉察的記載不多，或與他熱衷大興土木、窮兵黷武有關(guān)。金世宗重視廉察制度建設。大定二年，世宗采納了尚書(shū)左丞翟永固“請依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污”的建議。(46)《金史》卷89《翟永固傳》，第2098頁(yè)。三年，遣戶(hù)部侍郎魏子平、戶(hù)部郎中曹望之、監察御史夾谷阿里補等“分道勸農，廉問(wèn)職官臧否”。(47)《金史》卷92《曹望之傳》，第2160—2161頁(yè)。同年，頒布了廉察州縣、猛安謀克所得廉能官、貪贓官的獎懲令。大定四年，頒敕擢升、黜降河北、山東等路廉察出的清廉、貪贓官員，并宣諭天下。(48)《金史》卷54《選舉志四》廉察，第1284頁(yè)；
卷88《移剌道傳》，第2090頁(yè)。

察舉是一種特殊的薦舉制度。金世宗時(shí)期，吏治相對清廉，廉察制度發(fā)揮了積極作用。史稱(chēng)“自熙宗時(shí)，遣使廉問(wèn)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為小康?！?49)《金史》卷73《完顏宗雄傳》附《完顏蒲帶傳》，第1786頁(yè)。廉問(wèn)是不定期的。廉察使由皇帝派遣。廉察的對象是地方官員及勢要，公開(kāi)巡視與微服私訪(fǎng)相結合。廉問(wèn)使既要彈劾違法亂紀及不稱(chēng)職者，也要奏報朝廷嘉獎升遷勤政廉潔的官員，朝廷另派官員復查核實(shí)。廉察、廉舉收到一定的成效。不少驕橫跋扈的女真貴族官員被罷免，政績(jì)突出的官員得到升遷重用。金朝后期的御史中丞李英認為考課法徒為虛文，主張恢復大定年間“當時(shí)號為得人”的“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之制。(50)《金史》卷101《李英傳》，第2370頁(yè)。

遼代的世選制、薦舉制，存在裙帶之風(fēng)和結黨營(yíng)私之風(fēng)是不可避免的，并對皇權和中央集權構成威脅。遼圣宗時(shí)，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薦舉國舅帳蕭敵烈，稱(chēng)“其材可為樞密使”。當時(shí)，遼圣宗擬擢拔蕭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王繼忠進(jìn)言：“合卓雖有刀筆才，暗于大體；
蕭敵烈才行兼備，可任?！钡暗垡善潼h”，“不納，竟用合卓?！?51)《遼史》卷88《蕭敵烈傳》，第1474頁(yè)；
卷81《王繼忠傳》，第1417頁(yè)。蕭合卓出身突呂不部平民，部吏出身，“時(shí)議以為無(wú)完行，不可大用?！?52)《遼史》卷81《蕭合卓傳》，第1418—1419頁(yè)。遼圣宗疑忌朝臣與國舅帳蕭敵烈結黨，排擠蕭合卓。這說(shuō)明官員薦舉中的黨同伐異并非空穴來(lái)風(fēng)。遼道宗清寧間，同知北院樞密使事、國舅帳蕭胡睹與族弟北剋蕭敵烈、國舅詳穩蕭胡篤“傾心交結”，蕭胡睹“奏胡篤及敵烈可用，帝以敵烈為旗鼓拽剌詳穩，胡篤為宿直官”。(53)《遼史》卷114《蕭胡睹傳》，第1664頁(yè)?；侍逡芍卦獧鄤蒿@赫，圖謀篡位，蕭胡睹是叛黨的重要成員。北院樞密使蕭圖古辭，“為樞密數月，所薦引多為重元黨與”。(54)《遼史》卷111《蕭圖古辭傳》，第1645頁(yè)。這是契丹貴族利用薦舉特權樹(shù)立黨羽，結黨營(yíng)私，挑戰皇權的典型案例。

金代的薦舉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私門(mén)請托、結黨營(yíng)私現象。金世宗時(shí)期，同知西京留守曹望之認為“薦舉之法虛文無(wú)實(shí)。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為朋黨，遂不敢復舉?！?55)《金史》卷92《曹望之傳》，第2160—2161頁(yè)。金世宗也承認“今用人之法甚弊，其有不求聞達者，入仕雖久，不離小官，至三四十年不離七品者。而新進(jìn)者結朝貴，致顯達?！?56)《金史》卷54《選舉志四》部選，第1276頁(yè)。金代的廉察制度，實(shí)際運行中也存在各種弊端。如“廉問(wèn)使者，頗以愛(ài)憎立殿最”。(57)《金史》卷73《完顏宗雄傳》附《完顏蒲帶傳》，第1786頁(yè)。又多弄虛作假。如單州刺史石抹靳家奴，“廉察官行郡，乃劫制民使作虛譽(yù)，用是得遷同知太原尹?！?58)《金史》卷91《石抹榮傳》，第2152頁(yè)。

遼金的皇權專(zhuān)制與貴族政治既相互依存，又有矛盾沖突。加強皇權和中央集權，必然與貴族政治形成博弈。遼金薦舉制度的運行與影響，既體現了皇權與貴族政治的對立統一關(guān)系，也見(jiàn)證了遼金政治、社會(huì )、文化變遷中的共同性與差異性。

遼朝的皇權專(zhuān)制中央集權程度比金朝低，金朝的政治體制改革比遼朝更徹底。遼朝實(shí)行南北兩面官制，北面官掌控軍政大權和部落事務(wù)，其主要官員絕大多數出身于契丹貴族，更多地保留了契丹傳統的政治文化。遼朝的銓選制度不夠健全，薦舉也比較隨意，缺乏制度性規范，帶有濃厚的貴族政治色彩。金朝的薦舉制度則帶有更多皇權政治和官僚政治色彩，制度比較規范，是嚴密的銓選制度的組成部分，主要為朝廷延攬人才服務(wù)，雖然有各種弊端，但確實(shí)較少受制于貴族政治。

遼金薦舉制發(fā)揮過(guò)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消極影響嚴重。遼代契丹貴族利用薦舉培植個(gè)人和宗族的勢力，嚴重威脅皇權。金代銓選循資格、薦舉請托營(yíng)私，致使官員奔競茍且之風(fēng)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