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文學與女真族文學歷史發展新探

[摘要]金代文學反映了一個復合型文明體系，作為精英文化的漢語書面文學和作為民間文化的女真語口承文學分流并進，構成金代文學無比豐富的多樣性形態，詩、詞、文都對北宋有所繼承和發展。院本雜劇、諸宮調和俗謠俚曲尤以嶄新面貌和杰出成就出現在文學史上，對于北曲的形成和走向產生了影響。伴隨著民族融合的進程，女真族無比生動的口頭文學以真率自然的話語方式在金代文壇上盛極一時。特別是女真族口承史詩性長篇敘事文學——傳統說部的崛起，給金代文學帶來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極大地發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學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的深刻內涵，促進了中國文學史的架構由內涵單一的傳統格局向多維多元的完備體系轉型與嬗變。

[關鍵詞]金代文學；女真族文學；元好問；口承長篇敘事文學

[中圖分類號]1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6604(2008)02－0016－07

金朝(1115—1234年)是崛起于祖國東北白山黑水之間而在中原大地叱咤風云的北方民族女真族建立的政權。女真族曾經同其他北方民族一起，創造了我國歷史上與農耕文明并駕齊驅的游牧文明。和這一人文背景密切相關的金代多民族文學在中國北半部的崛起，給中國文學史提供了同宋代文學異軌齊驅、優勢互補的重要范本。不過由于正統觀念、民族偏見根深蒂固的影響，金代文獻人為地大量散佚，對當時南、北雙方并驅爭先的中國文學史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千古遺憾。盡管如此，由于金代漢語書面文學成長于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結合部，現存作品仍然蘊涵著游牧狩獵文化威武有加、健勇無比的寶貴元素，在北方民族文化南漸的潮流中以新的話語方式為中國文學北雄南秀、異彩紛呈的格局增添了勃勃生機與原始活力。特別是女真民族歷史悠久的口承文學，構成了金代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寶庫補充了別具一格的魅力和獨樹一幟的光彩。其中女真族口耳相傳的長篇敘事文學傳統，給其后裔滿族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滿族說部”積累和準備了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而21世紀之初“滿族說部”在全球搶救與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熱潮中彰顯于世并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必將為金代文學的深刻內涵開辟廣闊的新空間，預示著金代文學研究的新的生長點。金代文學是一個復合型文明體系，作為精英文化的漢語書面文學和作為民間文化的女真語口承文學分流并進，共同發展，構成金代文學無比豐富的多樣性形態，使氣象萬千、多維多元的中國文學史在有金一代大放異彩。

女真族作為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的重要民族，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一個數度走向輝煌、兩度入主中原的偉大民族，為中華五千年少數民族的歷史所僅見。女真族的歷史十分古遠悠久，它與我國史書上記載的肅慎、挹婁、勿吉、靺鞨以及明清時期崛起的滿族有一脈相承的關系。其中生活在3000年以前的肅慎，是東北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最早的民族，當時生息繁衍在長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廣闊地區，從舜禹時代即與中原發生了聯系。周武王時，肅慎人曾入貢“梏矢石菪”。周人在列舉其疆土四至時稱：“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左傳·魯昭公九年》)可見在春秋以前肅慎即已臣服于中原王朝。戰國以后，肅慎改稱挹婁，接著又陸續稱勿吉、靺鞨。唐朝時，粟末靺鞨在今吉林敦化、黑龍江寧安一帶建立號稱“海東盛國”的渤海地方政權，并臣屬于唐朝，屢次納貢。五代時，契丹人稱黑水靺鞨為女真。契丹人創建遼朝以后，女真人則受制于大遼。遼朝與北宋在女真人的軍事打擊之下相繼覆亡之后，金朝便與南宋以江淮為界北南共存，論疆域則廣于遼，論實力則強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國120年之久。在南宋始而以稱臣納貢、繼而以稱侄納貢為條件達成與金朝的和議以后，女真人由長期沿襲下來的納貢主體轉變為名正言順的受貢主體，使北方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大幅提升，為蒙古族和作為女真人后裔的滿族這兩個北方民族成為整個國家的統治民族和建立大一統的元、清政權準備了條件。雖然就政治層面而言，金朝之于南宋具有宗主的性質；不過就文化層面而言，從盛唐文化發展而來的兩宋文化是頗為先進的，因而唐宋文化對金代文化產生過重要影響。金朝建立以后，特別是隨著女真人的大批南遷，漢文化在女真人當中迅速傳播，使他們“很快就學會了被征服民族的語言”，為有金一代漢文文學在各民族中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在女真人接受和吸收漢文化的同時，北方民族文化也以渾樸生動、清新自然的本色受到中原漢民族的喜愛，使漢文化與北方民族文化經歷了一個雙向互動、共同提升的歷史發展過程，從而形成了金代文學雄健磊落、骨力遒上的獨特風貌，為中華各民族文學優化組合的歷史走向增添了合力。

金朝以馬上得天下，建元收國之初統治者忙于滅遼克宋，不暇偃武修文，因而金初的漢語書面文學主要是借才于異代，由來自遼、宋的文人學士在文壇上爭雄競勝。金太祖在位的八、九年間，書面文學稍顯沉寂。盡管由遼人金的文人有某些作品問世，但是今存數量殊少。金太宗即位以后，相繼羅致宋朝的不少文士，金代漢語書面文學開始振興。由宋入金的作家，主要有宇文虛中、蔡松年、高士談、吳激和張斛等人，他們各以自己的創作為金初文學增輝添色，使原來比較寂寞的文苑書面文學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推動了金代文學的發展。由于這些作家仕金往往有著特定的條件或難言的苦衷，從當時的道德標準來看處于進退失據的境地，于是便以“南朝詞客北朝臣”的身份，抒寫和表現了家國之思和身世之感。其中宇文虛中(1080—1146年)是金初文壇的盟主，初仕宋，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宋建炎二年(金天會六年，1128年)充大金通問使使金，祈請徽、欽二帝歸宋，后仕金為翰林學士承旨?；式y六年(1146年)舉事復宋，謀泄遇害。作為人金以前曾經活躍在北宋、南宋之交的文學家，宇文虛中的血管里畢竟流淌著我國北方民族鮮卑人的血液，真率直爽的民族氣質與稟賦使他不屑為文造情、鉤章棘句，其崇尚自然、注重實用的文學觀念同我國北方民族的話語方式、價值取向密切相關。他推崇“卓然渾成”的文風，反對“冥搜巧繪”的習氣(宇文虛中《答曾晦之書》)，強調文學作品要從“肺腑中流出”(《中州集》卷一宇文虛中《余留平城，趙光道自代郡來，相聚旬日而歸，各題數句，以志其事》)，從而塑造和引導了有金一代雄健自然的文風，給金代文學的異軍突起提供了一個頗高的起點，堪稱從杜甫過渡到元好問之間不可或缺的代表性詩人。蔡松年、吳激則以詞作著稱。蔡松年(1107 -1159年)累仕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進拜右丞相。雖然身居高位，因為置身于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的漩渦之中，其作品對于出處流露了頗為復雜的情緒，并一再吟詠著山光水影和長林豐草。如其《念奴嬌》詞序對于“遑遑于道路，宦游飄泊，節物如馳”的情境即感慨良多。吳激(1093以前－1142年)字彥高，

為北宋著名書法家、畫家米芾之婿，仕為翰林待制。他以《人月圓·宴張侍御家有感》“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后庭花”一闋名揚大江南北和金、宋兩朝，金末集大成的詩人元好問認為吳激“南朝千古傷心事”等篇使其“自當為國朝第一手”(《中州集》卷一小傳)。元人王鄰在為元初文學家耶律楚材文集《湛然居士文集》作序時有“賈、馬麗則之賦，李、杜光焰之詩，詞藻蘇、黃，歌詞吳、蔡”之語，把吳激、蔡松年同賈誼、司馬相如、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相提并論，足見二人在金、元時期影響之大。至于金廷第四代君主完顏亮(1122—1161年)，乃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之孫，也是金朝歷史上以“中原天子”自任的第一人，雖然有忽視女真族傳統文化的傾向，不過由于他毅然將都城從北方一隅之地的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遷往中都(今北京)，使長城內外、漢民族和北方民族更緊密地聯系起來，推動了金朝社會的封建化發展，促進了民族間的相互融合。完顏亮不僅是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學家，有漢高祖、魏武帝之風。他從早年開始即好為詩詞，所作筆力雄健，氣象恢宏，鏟盡浮詞，語語本色，不僅絕無漢族文人詩詞中常見的那種綺羅香澤的脂粉氣，也絕無文縐縐、扭捏作態的腐儒氣；俚而實豪，詭而有致，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成為中原地區的農耕文化與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雙向交流、融合互補的結晶。由于它們為多民族的中國文學帶來了某些新的因子，在一定程度上顯示了中華文化從多元走向一元的發展過程，因而實屬難能可貴。

金世宗大定(1161－1189年)和金章宗明昌(1190—1196年)年間，由于對外達成了與南宋的和議，對內確立了封建政權的統治，金朝由“海內用兵，寧歲無幾”(《金史》卷八《世宗》下)的征伐動亂年代進入“投戈息馬，治化休明”(張金吾《(金文最)序》)的穩定發展時期。與前期由遼、宋入金的文人不同，這一時期的作家大多是在金朝統治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比較安定的社會環境和崇尚儒雅的文化氛圍給他們個人的進取造就了便利條件，于是他們便以“醉袖舞嫌天地窄，詩情狂壓海山平”(王中立句)的氣概登上文壇，把金代文學推進到一個新的境界。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家，主要有蔡珪、黨懷英、王寂、王庭筠、劉迎、趙’諷和周昂等人。他們或以昂揚的格調見長，或以閑適的情趣取勝，反映和表現了由動亂走向復興的社會現實。而周昂主要生活在蒙古崛起以后，詩作以唐代杜甫為法，沉郁蒼涼，凝重洗練，堪稱開金代詩風棄宋學唐的先河。除了詩作以外，周昂又以務實求真的理論主張著稱，為金末文學批評家王若虛的出現作了準備。周昂自幼成長于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交匯地帶的華北北部，其地民風淳樸敦厚，涵養孕育了周昂質直真率的文學觀念和話語方式。統觀金代中期詩、詞、文、賦等傳統形式的文學創作，表現尖銳社會矛盾者不多，這除了作家主觀的原因以外，主要是由社會生活決定的。封建社會也有它的上升時期，各個王朝時而也會出現黃金時代。金代中期文學的風貌，恰恰是大定、明昌年間“宇內小康”(《金史》卷一二《章宗》)社會狀況的生動表現。除了傳統形式的文學作品，這一時期文學的繁盛還表現在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適應市民階層文化娛樂需要興起的院本雜劇和諸宮調上。據元末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五所載，院本名目多達700余種，但是由于兵火散亡，沒有一部傳留下來。而諸宮調是由說唱、歌舞到戲曲演化過程中的過渡形式，從現存材料看，它在金代曾經取得長足的發展，先后出現了《劉知遠諸宮調》、《西廂記諸宮調》兩部頗有影響的作品?！段鲙浿T宮調》結構宏偉，情節曲折，語言優美生動，富有濃厚的抒情氣氛，因而深受后人推崇。明代的胡應麟曾盛贊該作“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這部作品所以能夠出現在祖國的北方，不是偶然的。當時處于南方的南宋，理學有著強大的勢力和深廣的影響；而處于北方的金朝，女真貴族入主中原以后，封建禮法一度受到猛烈的沖擊，這就為該作的產生創造了一個空前有利的條件。院本和諸宮調以外，金代的俗謠俚曲也是不容忽視的。元代的散曲就是由金代的俗謠俚曲發展而來的。正因為金代的俗謠俚曲和院本雜劇、諸宮調等通俗文學的發展和繁盛，才在金末元初引發了我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次白話革命，使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樣式一步步走上文壇的中心，這與漢文化同北方民族文化的雙向交流、雙向互動密切相關。倘若中國文學沒有借助這一契機整合更替、轉型新變，中國文學史要想有效突破模式化、凝固化的趨勢將是難以想象的。

金宣宗(1163—1224年)貞祐二年(1214年)，金朝在蒙古的強大軍事威脅之下南渡黃河，遷都汴京，從此兵連禍結，內外交困，整個政權呈現出一蹶不振之勢。早在章宗時期，金朝即已“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金史》卷一八《哀宗》下)，至衛紹王時期，則“紀綱大壞，亡征已見”(《金史》卷一八《哀宗》下)，即使“小稔”之年，也是“田之荒者動至百余里，草莽彌望，狐兔出沒”(《大金國志》卷二三《東?？ず睢废?。特別是金室南遷以后，崛起于漠北的蒙古并吞了東北和華北的廣大地區，并隨時可能南下中原。社會生活的變化，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一時期的漢族作家主要有趙秉文、楊云翼、王若虛、李純甫、李俊民等人。其中趙秉文(1159—1232年)仕為翰林侍讀學士、拜禮部尚書，為當時文壇盟主，學士文人影附風靡。他活動于金室衰微、蒙古崛起的歷史時期，在倡導和推動金代后期文風變革上致力頗殷，有“挺身頹波，為世砥柱”(元好問《閑閑公墓銘》)之譽。其詩宗法唐人李白、杜甫，七言古詩筆勢縱放，律詩壯麗，小詩精致；其散文重在達意，不事雕琢，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趙秉文的賦作亦多佳什，如《海青賦》逼真地再現了女真人調養的一種鷹鶻即“海東青”騰空搏擊天鵝的雄姿，神采飛動，栩栩如生，為北方民族的漁獵活動留下了歷史見證。此外，當時還涌現了一批女真、契丹等少數民族作家，如石抹世勤、移刺買奴(溫甫)、移剌粘合(廷玉)、完顏斜烈兄弟、夾谷德固、術虎邃、烏林答爽、完顏琦等。完顏琦(1172—1232年)是女真族的杰出作家，元好問稱其為“百年以來宗室中第一流人也”(《中州集》卷五小傳)。他是金世宗完顏雍之孫，越王永(允)功之子，平生詩文甚多，晚年自刪所作，存詩300首，詞100首，號《如庵小稿》，由當時主盟文壇的文學家趙秉文序之以刊行；琦卒26年以后的1257年，當其作品在元代再刻時，金代最杰出的詩人元好問又以“門下士”的名義為其詩文集作引。作為女真族代表人物的完顏琦身上，盡管凝聚著民族意識與民族情感，不過這種意識與情感并不以對其他民族，特別是對漢民族的排斥為標志。在完顏琦的一些詩詞中，我們看到詩人不僅對漢民族抱有親善的態度和友好的感情，有時甚至超越本民

族的狹小眼光，打破民族之間的壁壘和界限，站在中華各民族共同性的立腳點上抒情言志，談古論今。完顏瑭的詩作當中，宋詩的弱點、特別是江西詩派從書本上討生活的弊端很難看到，這是我國北方民族務實求真、經世致用的價值觀念在文學創作中的反映和體現。而集金代文學大成的元好問(1190—1257年)，字裕之，號遺山，忻州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興定五年(1221年)進士，累官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他是鮮卑族后裔，唐代詩人元結為其遠祖，生父元德明亦有詩名。作為從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走出來的北朝魏代拓跋鮮卑的子孫，元好問天稟本多鮮卑族與漢民族相互融合所形成的豪健英杰之氣，加上生長在質直尚義的云、朔地區，又親歷了金源亡國、鼎革易代的社會巨變，民族的、地域的和時代的因素交互影響，賦予他的作品，特別是詩作以慷慨悲壯、沉郁剛健的格調。元好問在宋、金時期的崛起，實無愧于同蘇軾、黃庭堅、辛棄疾、陸游比肩而立，并駕齊驅，為異彩紛呈、氣象萬千的中國文學史提供了同兩宋文學優勢互補的杰出范本。而融匯漢文化傳統與北方民族文化傳統為一爐，可以說乃是元好問藝術追求達到的制高點所在。這一制高點不僅屬于元好問個人，同時也標志和代表了整個金代文學不可替代的價值和難能可貴的成就。元好問具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其詩規模李、杜，力復唐音，“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金史》卷一二六《元好問傳》)，影響和推動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新變與發展；其詞清雄頓挫，嫻婉瀏亮，就剛柔相濟和豪婉兼備的特點而言，人稱“集兩宋之大成”(劉熙載《藝概》卷四《詞曲概》)；其文自然流暢，格老氣蒼，從唐、宋古文運動的演進來看，足堪接歐、蘇正軌；其詩歌理論如《論詩三十首》則意在重振風雅，起衰救弊，給文學史上的正聲和偽體劃出了一條涇渭分明的界限，為金代詩歌的健康發展與大膽創新開辟了道路。而元好問金亡前后反映家國黍離之悲的詩作，則把他的詩歌藝術推向新的高峰。當時元好問作為歷史的見證人，把國破家亡、生靈涂炭的一腔幽憤化為慷慨悲歌，情并七哀，變窮百態，堪稱一代詩史而無愧。如《岐陽三首》其二“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間照空城”、《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其二“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諸句，于嚴整工煉之中別具肝腸進裂之痛，一字字如血點淚滴和墨寫成，所謂“唐以來律詩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數聯外絕無嗣響，遺山則往往有之”(趙翼《甌北詩話》卷八)，誠為千古不易之論。又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旁僵臥滿累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等作品，字里行間縈繞著一種令人肝腸寸斷的悲壯氣氛，詩風真淳簡淡，不求自工，意在筆先，神余言外，從而形成了所謂“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雖倡優駔儈、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為此皆吾心上言”(《元遺山集·杜仁杰后序》)的突出特點，實際上也就是元好問標舉唐詩時一再鼓吹的“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元好問《楊叔能(小亨集)引》)的藝術境界，與江西末流尚奇務險、調低格卑的不競之風形成鮮明的對照，說明元好問的詩歌創作在宗唐變宋、銳意創新的道路上已經達到爐火純青、天籟自鳴的妙境。

除了作為精英文化的漢語書面文學以外，作為民間文化的女真語口承文學，在有金一代也取得了頗為可觀的發展，為中華民族文學的豐富性、多樣性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貢獻。但是由于正統觀念根深蒂固的影響，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長期以來備受輕視和冷落，使之成為中國文學史研究中不折不扣的空白點，有的論者甚至把金代文學僅僅稱作漢文化圈的“漢文學嫡系”，其出發點雖然無可厚非，但是認識上的片面性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年久湮沒，特別是女真文于明代正統十年(1445年)以后在女真族中不再通用，所以作為文獻記載的女真語文學作品傳留殊少，給我們了解和認知金代文學歷史發展中的全方位格局和多樣性特點帶來了極大的困難，鉤稽索隱的工作相當艱巨?！督鹗贰ね觐亶u傳》稱：“女直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金史》卷六六本傳)由此可知口述歷史、口傳文學對于女真族保留“民族文化記憶”的重要地位。這也就是金代女真族的史詩性口承敘事文學包括“傳統說部”大量涌現的基本原因所在。女真族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樣，創制文字的時間相對滯后，因而口承文學、口述歷史十分發達。這些珍貴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口耳相傳，代代相沿，歷經數百年至今仍在女真族后裔——滿族的“傳統說部”中多有發現。而在現存文獻中，得以記載或保留的多為抒情短章。根據有關文獻資料的記述，早期的女真語短歌有民歌、薩滿巫歌等。女真人的民歌，在當時頗為流行。據《大金國志》記載，女真人舊俗“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敘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聽者有逑娶欲納之，則攜而歸，后方具禮偕來女家以告父母”?？梢娺@種女真語情歌在當時所在多有，可惜沒有一篇傳留后世，使女真民族這一典型的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人類的歷史上永遠消失了，為我們留下了永久的遺憾。女真族見于文獻記載的第一位女真詩人多保真，是女真完顏部六世祖、部落聯盟長烏古遁之妻，以創作追求張揚、和諧、和順價值觀念的“解紛歌”著稱。多保真乃帥水隈鴉村唐括部人，生活年代相當于遼代中期，素能輯睦家族，有大丈夫氣度。景祖在位時，對于政務獄訟，她皆參與決策，世祖(景祖第二子)繼承部落聯盟長以后，凡用兵皆稟告母后而決策施行。景祖與客飲酒，有醉而爭吵者，多保真當場作歌釋其糾紛。世祖當政時，首任國相雅達之子桓赧、散達同世祖兄弟有隙，一次酒后桓赧、散達與世祖、肅宗舉刃相向，多保真起而雙執其手，謂桓赧、散達曰：“汝等皆吾夫時舊人，奈何一旦遽忘吾夫之恩，與小兒子輩忿爭乎!”因自作歌，桓赧、散達之怒乃解?？梢姸啾Ｕ婕磁d創作的“解紛歌”感染力之巨。這類早期的女真語文學，今天我們尚能從《金史》等文獻中偶爾發現某些零星的材料?！督鹗贰肪砹濉栋虾趥鳌份d昭祖之子跋黑在謀劃反對世祖劾里缽、肅宗頗剌淑時，童謠有“欲生則附于跋黑，欲死則附于劾里缽、頗剌淑”之語。至于女真族固有宗教薩滿教的巫覡之歌，在《金史》中亦可窺見一鱗半爪：“國俗有被殺者，必使巫覡詛祝殺之者，乃系刃于杖端，與眾至其家，歌而詛之曰：‘取爾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無名之馬，向之則華面，背之則白尾，橫視之則有左右翼者?！薄?《金史》卷六五《謝里忽傳》)上述童謠、巫歌都是以漢語譯作的形式保存下來的，渾樸自然的本色依稀可辨。而女真族口承長篇敘事文學的興盛發達，同金朝最高統治者曾經下達“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不無關系，使各個族群追尋“民族文化記憶”的需求自上而下

得以強化。到了號稱“北方小堯舜”的金世宗完顏雍朝，“南北講好，與民休息”(《金史》卷八《世宗》下)，改變了海陵王完顏亮南進伐宋的政策，從而使金朝出現了“大定明昌五十年”的鼎盛局面。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民間文化的繁榮。特別是金世宗本人還一再倡導女真族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和民族習俗。為了“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金史》卷七《世宗》中)，完顏雍在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親自率領親王、妃嬪、皇族子孫等2000余人浩浩蕩蕩由中都(今北京)東巡金初都城上京(今黑龍江阿城南白城)。這是一次行程兩個月、駐蹕近一年而頗具象征意義的空前的壯舉。在“祖宗興王之地”，世宗率先垂范、自歌“本曲”，“曲道祖宗創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上既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金史》卷三九《樂》上)，從而極大地張揚了民族文化傳統，在朝野形成轟動效應。女真人這種祖先崇拜的傳統，原本產生于氏族時代，即恩格斯所說的“英雄時代”(《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建立金朝以后，女真人仍然沿襲了這一傳統。特別是完顏雍作為一代英主，十分珍視民族傳統文化，身體力行求本尋根，為民間以頌揚先人英雄事跡為主要內容的口承史詩性敘事文學傳統帶來了強勁的助推力。這一傳統后來為女真族后裔滿族所承襲和接受，使女真民族杰出人物的輝煌業績歷經上千年仍在滿族居民中以“傳統說部”的形式口耳相傳，為女真族口承史詩性敘事文學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活態文化遺產。就滿族“說部”承襲和接受的女真族原生態長篇敘事文學而言，用馬克思在論及希臘民族史詩時所說的“一種規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來評價，也恰如其分、毫不為過?？梢哉f正是女真民族這一世代相沿、口耳相傳的史詩性敘事文學傳統，為女真族后裔滿族在2006年6月列入國家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滿族說部”，提供了極為珍貴、無比生動的原型與范本。

傳統“說部”作為金代的統治民族女真族及其后裔滿族自遼金時期以來一脈相承的口傳長篇敘事文學，滿語稱“烏勒本”(ulabun)，漢意為傳或傳記之意。由于清朝中后期滿語漸廢，便改用“說部”或“英雄傳”的稱謂。與之相應的，傳講說部也大多運用漢語，有時也夾雜某些滿語(女真語)成分。傳統說部具有完整的故事情節和生動的人物形象，說唱結合，以說為主，時而伴有傳講者模擬說部中人物動作的生動表演。其形式與內涵迥異于傳講普通民間故事，多由族中長者漱口焚香選講族藏說部，有時配以鈴鼓扎板一類樂器伴奏。就氏族而言，傳講說部并非單純的娛樂和消遣，而是追念氏族先人業績，傳承“民族文化記憶”的最好行動，承載著氏族對自然、社會的認識和對祖先、英雄的崇拜。經過民間口耳相傳的活態傳承過程，終于形成篇幅浩瀚、雄渾壯闊的說部藝術，把北方民族口承長篇敘事文學推進到新的境界。傳統說部內容凝重，氣勢恢宏，舉凡氏族蠻荒古祭、部落興衰、開疆拓土、英雄史傳等皆包羅無遺。從現已搶救整理的傳統說部看，超過1／2的作品與女真族的杰出人物或女真族的口傳文學密切相關。這些口頭非物質文化遺產主要有兩類：一是同女真族信奉的原始宗教薩滿教文化相聯系的創世神話、英雄史詩，二是在族群興衰過程中以及金同遼、宋的矛盾沖突中形成的波瀾壯闊的長篇敘事文學。前者有《天宮大戰》、《烏布西奔媽媽》等，后者有《阿骨打傳奇》、《女真譜評》、《蘇木夫人傳》、《忠烈罕王遺事》、《金世宗走國》等。黑水女真人的創世神話《天宮大戰》，反映了北方民族原始先民對自然現象與生命現象的樸素認識。就宇宙的形成、日月的運行、生命的起源、人類的繁衍等都有無比天真的想象和十分生動的表現，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價值取向與可貴觀念，洋溢著民族文化的天籟真趣與原始活動?！短鞂m大戰》保留了許多原型神話的元素，其中的神名多為女真語或薩滿教習用的通古斯古語，對于我們了解女真文化的孕育發展過程有著獨特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東海女真人的創世英雄史詩《烏布西奔媽媽》原為女真語韻文，可誦可唱，表現的是部落時代的戰爭風云，從形式和內容看都屬于地地道道的薩滿英雄史詩。史詩的主線是以能夠未卜先知的東海啞女成長為英名蓋世的女薩滿，經過打拼奮斗、征討四方，終于成為七百噶珊(部落)的首領。最后部落強大了，人民幸福了，無憂無慮、和諧和順的局面形成了，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實現了；而烏布希奔媽媽卻為此熬盡心血，付出了終生的代價。但是在北方民族的心目中，烏布西奔媽媽是永遠不死的，至今仍然在活態的口碑中流傳。而《阿骨打傳奇》、《女真譜評》、《蘇木夫人傳》、《忠烈罕王遺事》、《金世宗走國》等口傳作品，則生動地再現了從女真起源、完顏崛起、大金興盛、金人滅遼、金宋交戰，直到后金風云等女真民族金戈鐵馬、英勇悲壯的發展歷程。這些作品還展現了金朝建立以前女真族成長壯大的歷史畫卷，凝聚著女真完顏部崛起的系列英雄傳說。從函普與九天女經過一段神奇的經歷結為夫婦、被完顏族人尊為始祖開始，歷述了部落聯盟長德帝烏魯、安帝跋海、獻祖綏可、昭祖石魯、景祖烏古遁、世祖劾里缽、肅宗頗刺淑、康宗烏雅束乃至金太祖阿骨打氣勢磅礴、激昂慷慨的英雄事跡，充滿歷史的縱深感與滄桑感。因而上個世紀初期即1915年至1917年數次在我國東北地區及黑龍江流域進行社會調查和田野作業并精通各種通古斯語的俄國著名人類學家史祿國先生曾經感慨與盛贊傳統說部是“美不勝收的史詩”和“滿族的《奧德賽》”。遼、宋、金時期，乃為中國歷史上社會矛盾、民族矛盾錯綜復雜的時期，就文學創作而言篇幅短小的抒情作品很難全景式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總體面貌，因而少數民族口耳相傳的史詩性長篇敘事文學就顯得難能可貴、不可或缺了。這些口傳文化的珍品承載著金朝統治民族女真族的“民族文化記憶”，同漢語書面文學一起構成金代文學的多樣性形態，富有別具一格的獨特魅力，為金代文學開辟了一片五光十色的新天地。

金代文學是一個復合型文明體系，12世紀初到13世紀前半期有金一代的文學在漢民族文學與少數民族文學相激相融、書面文學與口承文學互動互補中引人注目地出現在祖國的北半部，并以多種形式再現了女真貴族統治下的北半部中國的社會現實。其中金詩在前期接受了北宋詩歌的一些影響，但是由于北人具有剛健粗獷的氣質，往往呈現出質樸而遒勁的風格；中期以后，特別是貞祐南渡以后，則常?！耙蕴迫藶橹笟w”，對于糾正宋詩末流之弊起了一定作用，開元、明兩代詩風轉變、棄宋學唐的先河。金詞和金文則在北宋詞和北宋散文的基礎上別有發展和創造，并取得了新的成就。金詞對北宋豪放派和婉約派的詞風都有所繼承，而且出現了使之并流合一的趨勢。金文則沿著易排而散、去靡而樸的健康道路繼續發展，鞏固和擴大了唐、宋古文運動的陣地。至于在當時并未受到應有重視的院本雜劇、諸宮調和俗謠俚曲，更是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嶄新面貌出現在文學發展史上，對北曲的形成和走向產生了影響，為元雜劇的發展和繁榮創造了條件。而伴隨著民族融合的進程，女真族無比生動的口頭文學以真率自然的話語方式在金代文壇上盛極一時。特別是女真族口承史詩性長篇敘事文學——傳統說部的崛起，不僅給金代文學帶來了新的因子和新的元素，極大地發展和提升了金代文學的深刻內涵；而且對中國文學的豐富性、多樣性做出了別開生面的重要貢獻，促進了中國文學史的架構由內涵單一的傳統格局向多維多元的完備體系轉型與嬗變。

責任編輯　潘亞莉